| 一、供述自愿性的价值 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的基本含义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 问时，不受侦查人员的强迫，对案件的供述与辩解自愿做出选择 的权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享 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供述，是积极供述 还是辩解有选择的权利。这两项技术性规则已被国际社会接纳为 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成为各国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指导性准则。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 述，办案人员可以确定新的侦查线索，可以验证被害人陈述是否 真实，可以对其它证据进行甄别、取舍，亦可以发现其他案件及 其他犯罪嫌疑人等。供述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供述的自 愿性，即必须是建立在正当的讯问制度框架下。 二、供述自愿性的判断 供述是否自愿属于被讯问者的主观活动，而犯罪嫌疑人主观 上自愿与否难以轻易断定。 是个需要“自由心证”的问题。依赖于法官素质，也还是一 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检验一项供述是否具有自愿性也不可能具有 划一的标准，我们只能从理论上研究造成非自愿供述的因素，而 不能穷尽其方式。该供述是否为在受到外部强迫、引诱的情况下 做出的可以是其笼统的标准，即非自愿的供述是诱发于身体强 迫、心理压迫、承诺利益等因素的引诱和威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自愿”并不需要积极地证明，只要 是被告人的供述的取得是“非强迫”的，就可推定为“自由”和 “自愿”。[1]即只有警察以刑讯、威逼、引诱等不当手段迫使被 告人违背了自己真实意愿做出了对其不利的供述，则该供述就是 不自愿的。 根据加拿大证据法，法官在确定一份供述是否具有自愿性 时，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有无威胁行为、有无许诺行为、有 无强迫行为、被告人在做出供述时是否具有“意志独立”、负责 讯问的警察有无欺诈行为。[2] 三、供述自愿性的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陈述的自愿性，应当规制以下几个方 面： 1.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缺失与“如实 陈述”条款的规定使得我国犯罪嫌疑人陈述自愿性保障缺乏基 础。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同时也 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陈述”，使得犯罪嫌疑人没有选择是 否进行陈述的自由，仍会导致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的后果；有违无罪推定这一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被追诉人不享 有沉默权的直接后果是其陈述的自愿性无法得到保障。 2.完善审讯过程的客观记录制度。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可以 为供述的自愿与否提供审查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在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 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 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考虑到各地方的经济情况等因 素，新刑诉并没有对录音录像制度进行强制的统一规定。这使得 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进行讯问活动时不进行录音录像提供了理 由。立法应当对不进行录音录像的例外情形加以列举。 3.不得采用强迫性等非法讯问手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 立，要求侦查讯问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不能再进行 非法的讯问方式，如威胁、引诱、欺骗和刑讯逼供，这里的威胁、 引诱和欺骗应当是不加策略地运用，以野蛮、直接甚至违反道德 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恐惧心理和错误观念的方式，那些通过 政策宣讲、处境利害分析、暗示用证的方式都不应当看作是威胁、 引诱、欺骗。 4.不得进行过长时间的审讯。长时间的审讯，应当视为一种 变相的刑讯。“长时间审讯带来的疲惫、无助与对睡眠、食物和 其他生理需求的剥夺相结合，不仅增强了人们的易受影响性，而 且还能损害人们做出复杂决定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长时间审 讯还增加了羁押性审讯的逼迫性，从而增强了犯罪嫌疑人的逃避 动机。”因此，在心理强制审讯策略中，审讯时间往往成为击溃 被追诉人意志，使其做出不自愿陈述的重要砝码。 四、讯问方法 为使犯罪嫌疑人能够自愿供述，在具体讯问方法上，当以改 变犯罪嫌疑人的态度为目的。态度是由情感、认知和行为构成的 个人化系统对某一事物所作的评价性总结，一般的影响过程是信 念改变到态度改变，从而引起行为改变。因此，要改变犯罪嫌疑 人的态度，实现其自愿如实供述，就要从其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 入手。根本方法在于说服教育方法的运用，通过说服教育，疏通 犯罪嫌疑人的情感，改变犯罪嫌疑人认知。即侦查人员在讯问中 通过法律、政策、形势、前途和道德教育，促使犯罪嫌疑人分清 是非界限和权衡利弊得失，从而改变态度，愿意如实供述案件情 况。[3] 有针对性地说服教育，首先，要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查 清犯罪嫌疑人的自身、家庭、社会情况，讯问中可用于情感影响 的因素极为丰富，不同个体要运用不同的影响内容，如亲情、良 知、道德、前途和命运等，因此，事前准备，抓住其兴趣点是极 其重要的；其次，还需要博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消除犯罪嫌疑 人的对立情绪。信任是基础，任何有效入心的交流都是从信任开 始，建立信任感的做法很多，比如，对其适当的合理要求尽量许 诺实现，并最大程度地对诺言予以兑现，对于不合理的要求要真 诚分析原因；再次，要从其情感的薄弱处出发，情理交融，理要 说到实处，形式要分析透彻，语言要随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的变化 而缓急有度。在犯罪嫌疑人情绪低落、消沉的时候，要善于及时 开导、鼓励，必要时要诚表同情。当犯罪嫌疑人情绪激动、高昂 的时候，要严厉训斥、指出其错误的地方，但是不能用恶言恶语。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 比较刑事诉讼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 社.2010.96. [2]毕惜茜.侦查讯问学理论研究综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2012.5. [3][美]弗雷德·英博 何家弘译.审讯与供述[M].北京：群众出 版社.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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