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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企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张伟东日期：2015-11-05 10:56 来源：未知

一、近代中国企业研究的三个阶段
建国后企业史研究的发展阶段，笔者认同日本学者久保亨的观点，他认为我国企业史研究的热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为了配合对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摸清家底，各地各界掀起了对建国前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搜集整理了详尽的企业史料，至今仍是重要的基础研究资料。如“上海科学院（后改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纂的典型企业史资料，均极丰富翔实”。[2]上海社科院对上海资本主义企业资料进行系列的整理编撰，先后出版了《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以及随后的《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等史料集，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个阶段，70 年代末及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延续 50 年代研究，将前期未完成的成果，整理成书出版，如《荣家企业史料》（下册）、《刘鸿生企业史料》等；第二，行业史和公司史（厂史）著作的陆续出版，如《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大生系统企业史》、《民生公司史》、《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三，根据我国企业改革的需要，这一时期近代的企业研究与当时对企业改革的研究同步拓展。例如对经济开放和工业化的重要性加以论证所需要的研究与洋务运动时期企业的研究共同开展，代表著作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对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研究与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研究的共同开展，如许维雍《荣家企业发展史》等。
第三个阶段，90 年代至今。对这一个阶段的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久保亨认为是否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尚待观察。事实上，这一阶段近代企业史研究成果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特点。
1.研究成果的类型比较鲜明。最近二十年来，从近代企业史研究成果的类型看，仍有前两个阶段的特点：第一类成果，侧重企业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如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企业史资料中心，整理了大量丰富的上海民族企业与部分外国投资企业的历史档案，对于上海乃至全国近代企业发展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企业史料的专书方面，这段时间出版物并不多，其中，赵津主编的《“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比较典型的一套丛书；第二类成果，延续建国以来企业史研究的传统，继续出版了大量的企业个案研究著作，其中以公司史和厂史为主，譬如北京同仁堂集团等编《北京同仁堂史》等；第三类成果，与企业史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史研究仍是重要的类型。如商业领域的《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纺织业领域的《江南近代丝织工业史》等。
2.涉及近代企业发展的专题研究丰富起来。企业史研究经过了描述企业发展面貌，展现企业变迁的历史轨迹之后。探讨企业发展的动力及原因的需要不断提高。于是研究者开始条分缕析地对企业有关的历史加以深入探讨，出现了不同视角的企业史专题研究高潮。
在近代企业活动方面出现了很多著作，涉及企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在经营模式的探讨上，有马俊亚的《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在近代企业投资研究上，有施正康的《困惑与诱惑———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投资理念与实践》；在研究市场竞争方面，有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讨论近代企业筹资及资金运营方面有朱荫贵的《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较全面的讨论了近代企业资金方面的特点；在近代企业科技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有徐鼎新著《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和何世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科技进步与近代外国工业企业的比较研究》等。
企业制度是影响近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企业史研究的热点专题。学术界相继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如“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在专著方面，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在家族制度方面，潘必胜的《中国的家族企业（1895—1956）》；公司制度方面，张忠民所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等都以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企业制度方面的变化加以阐述。
企业发展嵌入在社会变迁当中，即对社会经济文化存在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企业发展的研究有较多的涉及企业与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论述。2007 年上海社科院举行“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 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该论文集汇集了一系列探讨企业与近世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另外以政商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如杜恂诚所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陈锦江所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在银企关系方面，李一翔的《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另有，张仲礼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将企业对城市、社会的近现代化影响考虑进来。
二、内地之外的中国企业史研究
我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不仅在内地得以发展，在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史研究也蓬勃发展，并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著作。
在香港，企业史研究以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的李培德教授为代表，其策划举办的中国商业史论坛邀请相关学者参与讨论，是香港研究近代企业史的重要学术活动，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在香港的企业，也涉及到内地的近代企业。[3]
台湾学者也有很有特色企业史研究，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李振寰教授带领的企业史研究团队，主要关注本地企业的发展，将研究领域集中在台湾的家族企业研究上，并建立了台湾企业史资料库，发行了电子学刊。另外，台湾国立暨南大学等也都开展企业史研究并开设了有关课程。
美国的汉学研究一向发达，在中国历史学方面涌现出一批学者，很多学者在关注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发掘并关注了中国近代企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方面有很多著名学者：主要的研究者除了上文提到的高家龙、费惟恺外，还包括陈锦江、柯丽莎、陈计尧、芮哲非、曾小萍、柯博文、程麟荪、季肇瑾、卞历南等，同时澳大利亚的黎志刚也是海外企业史研究的重要人物。
三、近代企业史研究新趋势
首先，在研究的语境上，一些新的研究概念被引入近代企业研究领域。随着企业史研究的深化，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进一步引入到企业史研究中来，比如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如前所述，由于企业必然与外部社会产生联系，企业与外部产生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企业如何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独特社会关系网络的国家，社会网络概念的引入，有助于认识中国特殊背景下的企业发展，这一角度的研究以高家龙的《大公司与关系网》最为有代表性。与社会网络概念相关的社会资本概念也随之进入近代企业研究当中，例如复旦大学范矿生博士的《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以中兴煤矿（1899—1938）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是对中兴煤矿运用社会资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研究。[4]无疑社会学概念的引入为近代中国企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企业史研究更多的采用历史描述的方法，在刻画和展现企业发展历史面貌。然而在揭示我国企业发展变迁的规律时，尤其是在企业史研究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进行对话时，亟需新的方法的引入。因此，采用更为有力的学术方法，成为企业史研究面对的一个新的需要着力探索的领域。在企业史资料的数据积累不充分的情况下，已有些学者在企业史研究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尝试，如汤可可、钱江的《大生纱厂的资产、盈利和利润分配———中国近代企业史计量分析若干问题的讨》着手运用计量方法对微观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再如赵劲松就 1904—1940 年的企业投资者权利保护的问题采用了LLSV的赋值方法，建立起投资者权利保护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以及刊载于《管理世界》的关于近代企业家行为的论文《中国企业家行为过程研究：来自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考察》，通过运用管理学研究模式建立企业家行为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近代企业家行为特质。未来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仍是近代企业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值得研究者继续探索。
四、我国企业史研究前瞻
与美国企业史研究的地位相比，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企业史在我国还没有取得一席之地。在我国，企业史研究目前处于社会经济史学科中，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无论在商学院还是历史系都鲜有设置企业史的科系及专业。从事企业史研究的研究人员基本在历史学的学科背景下，以企业的历史研究作为个人的研究旨趣，缺少系统的企业理论、管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同时，我国企业史研究目前尚没有自己的学术团体，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就缺少研究团队的支持。企业史研究如果要取得突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做出如下的努力：
（一）努力推动近代企业的实证研究趋势
久保亨认为早期中国近代企业研究存在三个问题：政治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成分论，这三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比如在如何看待官僚资本企业和买办资本
企业问题上，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史研究者对这两类企业持有负面批判态度，而这两类企业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发挥着一定积极的作用，在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对这类企业加以实证研究就更有价值。近年来，中国企业史界已经呈现出很好的实证化的趋势，涌现出诸多的成果，未来这一趋势将得到延续，对这类近代企业加以实证研究，发掘更多有价值的历史经验是企业史生命力的源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为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进而才能够提供科学研究的概念框架。
（二）努力推动企业史研究的理论化的趋势
目前近代中国企业史的书写方法仍以传统的历史事实叙述为主，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程度不高。通过对以上我国企业史研究成果的一个简单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企业史研究仍
然以企业史料为依据，对企业进行历史的刻画，还有大量作品处于“讲故事”的阶段。对企业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抽提仍然是非常欠缺的。近年来学者们对于企业史研究的科学化也进行了相当多的尝试，主要借鉴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分析为主，其中张忠民先生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可谓典范，然而类似的对企业加以制度分析的成果，往往流于表面，缺少深度，解释力欠佳，研究能够达到上书水准的却凤毛麟角。类似钱德勒的理论化和概念化的企业史著作就更少。而这种概念化的研究却是与国际企业史学科进行对话的必由之路，不能够回避。如刘广京先生所言，“讲中国史必须注重解释，多讲概念，不能只叙述事实；美国学界也更注重解释问题（interpretive prob-
lem） ” 。[5]
（三）努力推动企业史的功能多元化趋势
毋庸置疑，近代企业史研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经济发展中企业状况的一个学科。同时，从哈佛商学院的经验看，企业史无论在历史材料还是在概念框架上，都可以为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研究提供了灵感，而且提供了一系列可供理论分析的框架。如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在战略管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企业史研究可以引入到商学院体系，成为管理学科研究的一部分，企业史研究也有可能与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企业理论结合，这样有助于企业史学科本身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管理学和经济的理论创新。
五、结语
回顾多年的近代中国企业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企业研究的学术圈，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近代企业的特征和面貌，刻画企业的发展脉络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近代企业史学科的地位仍有待提高，其发展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比如在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上。因此，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企业史的丰富功能，继续推动近代企业研究的实证化、理论化。
【参考文献】
[1] 久保亨.中国企业经营史上的华侨和留学生[M].// 张忠民，陆兴龙.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 李培德.略论香港企业史研究[M].// 张忠民，陆兴龙.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2008 （2） .
[4] 皇甫秋实. “网络” 视野中的中国企业史研究述评[J].史林，2010（1） .
[5] 魏秀梅，郝延平.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下册） [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6] 张忠民，陆兴龙.企业发展中的缺席变适[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
[7] 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J].史学月刊，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