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长久以来，梁启超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对其地位的认定途径可以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 来出版的几本中国社会学史专著中涉及梁启超的内容。本文认为，梁启超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边缘化”地位的形成，首先 跟其“群学”思想被其老师康有为“淹没了”关系密切，其次梁启超身份的多重性和其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被排 除于社会学史家深入研究视野之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梁启超；“边缘化”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6-258-01 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 室主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一生 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总量约在一千万字以上，是我国“古来 著述最多的一个学者”。 一、“边缘化”地位的认定方法 梁启超为众多社会学学者所关注，最早是以“康梁‘群 学’”的面貌出现的，主要参考的是其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 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康梁”的“群学”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①因此将社会学的起点定为严 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或其头两篇），进而将梁启超排 除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外。根据以上两种观点，笔 者将梁启超在中国社会学史上（2000 年以前）的地位概括为 “边缘化”的地位。边缘化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说法，指的是非 中心，非主流，为主流所排斥，笔者在此借用“边缘化”一词主 要是表达梁启超社会学思想为主流实证主义发展趋势所不 容，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出 版的几本中国社会学史专著有：杨雅彬版的《中国社会学史》 和韩明汉版的《中国社会学史》；郑杭生、李迎生所著的《中国 社会学史新编》；杨雅彬出版的《近代中国社会学》；闫明的专 著《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韩明谟的《中国社 会学名家》等。以上专著都很少涉及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提 及也是在介绍西方社会学传入时期，在维新运动的背景下，以 “康梁”等的面貌出现的，这可以作为笔者形成以上论断的直 接证据。 二、“边缘化”地位的形成原因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涉猎领域广博、 著作等身，梁氏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首先是以其中国近代思 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等面貌出现的。与这些领域相 比，其对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就显得相对不足，梁氏社会学思想 在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并且其对“群 学”、“新民”、“新史学”等的论述是镶嵌于其政治学研究，实现 其政治理想下的，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倾向。 以上的描述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长久以来，梁 启超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一直处于‘被淹没’、‘受忽视’的状 态？”提供至少三个方面的答案。 1.梁启超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所关注，最早是以“康梁‘群 学’”的面貌出现的。基于此，要分析梁启超在中国社会学史 上的边缘地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梁启超的“群学”思想被 其老师康有为的“群学”“淹没了”，以至于“康梁‘群学’”更多 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康有为“群学”的代名词。但如李培林所 指出的“梁启超的‘群学’思想，直接师承康有为，同时又深受 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通过严复，他吸收了斯宾塞、赫胥黎的 社会进化思想；通过谭嗣同，他对《易经》的变通之理有了更深 刻的体会。”通过这个评价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群学”思想与 康氏的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甚至可以说，梁氏的“群学”内涵就 深度和广度来说是远远超过其老师的。 2.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丰富性、身份的多重性和“光环的耀 眼性”妨碍了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进入社会学史家的深入研 究视野。如上所分析过的，在大多数学者对梁启超的评价是 在“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甚至 “佛学家”的词条下进行的。因此，他的这种身份的多重性在 一定程度上妨碍社会学家对其社会学思想的挖掘和对其在社 会学史上地位的认定。 3.梁启超社会学思想所具有的强烈政治目标和价值倾向 这一重要特征，则是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定阶段，被拒于 社会学门外的根本原因。纵观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国社会学形成之初，正是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的鼎盛 时期。由中国人翻译并公开发表的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 《社会学研究》就是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经典代表，因此中 国社会学自开创时期所受到的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可见一 斑；加上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剧烈的变革、革命、转型过 程，也加速了人们对这门“实用性很强”学科的认知和接受过 程。这种强调用“实证”、“科学”、“客观”的精神对各种社会现 象和社会事实加以分析和解释的西方实证主义倾向，对中国 社会学的“性格”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与大多数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坚守“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 原则，强调用实证主义的高效社会调查研究来解释不断涌现 的社会问题不同，梁启超对广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阐述 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倾向。“如果把斯宾塞的社会 学称为具有严格客观性的社会建构论，那么梁启超奠基的中 国社会学则可以看作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的社会建构论”，那么 同样以西方社会学客观结构论为标尺的中国社会学，自然会 把梁氏的社会学思想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注释： ①陈树德,丁乙,姚纯安,以上学者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参考文献： [1]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J].社会学研究,1989(4):6. [2]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J].社会学研究,1988(06):82. [3]姚纯安.清末群学辩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J].历 史研究,2003(05):23. [4]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J].社会学研究,2009(01):12 [5]李培林.20 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M]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200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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