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外交，随着元末的政治动荡，而产生了繁复的变化。明朝虽迅速地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 但北元仍具有强大的实，风云变幻之际，高丽王朝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某些变化，体现出周旋在明与北元之间“两端”外交 的特点。但是最终此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最终高丽朝被李朝取代，本文拟从三个侧面入手，对高丽与北元的关系发展 的背后进行梳理，讨论元末明初东北亚国际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 【关键词】党争；谣言；倭扰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6-275-04 一、高丽“两端”外交政策 1368 年，明军入大都，元顺帝北逃，揭开北元①序幕。高 丽藉中国内乱之机，游离于明朝与北元两个政权之间，展开了 谋求本国利益的“两端”外交政策，东北亚国际关系呈现了复 杂多变的特征。由于此阶段高丽与明、北元的三方关系复杂 多变，素为学界关注。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论述，主要有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此段历史的现象描述与背景介绍，韩国学者林泰 辅探讨了洪武年间高丽与明朝关系的变化过程，尤其对恭愍 王王颛（1351—1374 年在位）被杀后高丽背明事元政策的国 内背景进行了论述。特木勒论及元末高丽与元的政治关系， 即元朝末年，高丽展开反元斗争，元丽宗藩关系名存实亡，明 军攻陷大都后，元廷退保开平，元朝出现南北对峙新格局，高 丽与北元和明的关系也颇具复杂多变这一史实。张献忠则 侧重于高丽辛禑朝对明与北元的骑墙外交论述。赵现海则 从洪武元年至高丽恭愍王王颛被杀的洪武七年这一时间段 集中探讨，是鉴于这是明朝、北元、高丽地缘政治最初形成的 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较为完整地显示了明朝、北元对高丽 的积极经营，及高丽在地缘政治压力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内在 趋动下，如何采取两端外交政策的立场，是一个可以独立展 开分析的个案。 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了高丽内部的原因。于晓光 研究了洪武年间高丽亲元派与亲明派的政治斗争，指出王颛 与北元断交的原因是为了打击国内与北元有姻亲关系的亲元 派利益集团，树立王权的政治目的。刁书仁指出，高丽持两端 外交政策的原因是既不希望北元立即灭亡，又担心明政权对 其形成威胁。张帆洪武初年高丽政权之所以与纳哈出暗中往 来，既出于对旧主的感情，也与其恐惧明朝这个统一的中原政 权对其产生威胁的心理有关，二者后来也确实因边界问题发 生了纠纷。三是：外在的因素：张士尊指出，北元所拥有的强 大实力，尤其纳哈出（？—1388 年）的盘踞辽东，促使高丽亲 元派与亲明派不断斗争，影响了高丽对明政权的交流与认同。 学界对高丽两端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已有详细的考察， 但并未充分注意高丽之所以要持这一政策的背后原因，与明 朝、北元对其施加的压力有关，也忽视了元末明初的独特历史 内涵。从元朝开始，由于政治中心东移的缘故，中国对高丽的 控制便大为加强了，比如设置征东行省，征发军饷，征调军队， 并通过与高丽王世代婚姻的关系，控制高丽国政。在面对明 朝的攻势，北元如何保持与高丽的关系，这一努力遭遇了什么 阻碍；高丽两端外交政策除了受到元、明两个政权的压力外， 有无自身国家利益的追求，而且在这些实力之外，高丽是否受 到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些共同构成了明初东北亚地缘政治的 内容，是十分重要而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问题，因此本文从高 丽内部的党争、外在的谣言以及倭寇的袭扰三个角度入手，探 寻高丽的与北元关系发展内部因素和外在刺激脉络。 如有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二、党争的后果 高丽前期的贵族统治依据的原则是文尊武卑，武臣在政 治上品级低于文臣，在经济上待遇也较低，甚至在原则上应当 由武臣担任的武职也让给了文臣，著名的姜邯赞（948 － 1031）作为抗击契丹的军事指挥官而扬名，但他却不是武官出 身，著名的金富轼亦如此。武将的地位不仅显得低下，而且时 常还受到文官的侮辱。如此境遇下，使得高丽武臣在毅宗二 十四年（公元1170）年发动政变，高丽国王成为傀儡。尤其是 其后的崔氏家族，四代把持朝政，在蒙古势力兴起之后，持续 与蒙古抗衡，不愿屈服，最后高丽元宗不得不与元朝联姻，借 助蒙元势力剪去崔氏家族及其后同样专权的金俊，重掌大权。 但联姻的后果，一方面使得高丽王室获得了新生，摆脱了之前 的傀儡地位，使得高丽王室出现了蒙古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使得高丽朝局中出现了亲元派和本土派的党派斗争，亲元派 以元廷为宗主，以元为行动导向；本土派则以高丽实际利益为 出发点，希望元朝尽可能的少插手高丽事宜，维持之前高丽与 中原王朝的一贯关系。在高丽忠宣王时期，由于忠宣王一度 偏离元朝的期望，亲元派则上书元朝要求废掉忠宣王，立沈王 为高丽国王，而本土派则是四处力争，希望能够维持住忠宣王 的地位。 在蒙古势力退出中原之后，高丽朝局依旧延续党派之争， 一方面继续希望维持与元的关系，另一派则是亲明派，希望与 明朝结盟。在恭愍王时期，一度高丽与元朝关系恶化，恭愍王 甚至铲除了奇氏家族。所以在明兴起之后，高丽的最初动作 显然倾向了明朝。时北元吴王欲与高丽联姻，被高丽婉拒，同 时恭愍王“又遣元帅将击东宁府，以绝北元”恭愍王十八年 (1369)五月,高丽“停至正年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发生在 明使偰斯到达高丽一个月以后。同年八月, 高丽开始称北迁 的元政权为“北元”。“北元”一词的使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 明高丽已认为上都政权已经失去正统的资格。明朝对高丽的 姿态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大明虑迁居民以辽阳，本我地，若 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双方朝着一个较为良好的关 系发展。 显然高丽与明朝关系虽然较为融洽, 但其与北元的关系 实际上也不能一时完全断绝。元顺帝北遁后, 北元在北方集 结了三路军队：一是中路军, 由顺帝在上都控制, 此为政权所 在, 亦是精神领导中心；一是西路军, 由廓帖木儿率领散布在 甘、陕的元军,此路军为元军的作战主力；一是东路军,由分据 辽东的诸将所构成,并无共同统帅,其中以纳哈出实力最强。 元廷败退塞外,若大军东向,仍有足够的实力威胁到高丽,因此 高丽国内的亲元势力仍然有着相当的基础。洪武五年(1372), 明朝军队在漠北与廓帖木儿军队交战战败, 在辽东又败于纳 哈出。稍得喘息的北元朝廷趁势遣使至高丽,以“中兴”相号 召,要求恭愍王弃明归元，“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廓扩帖木 儿为相, 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高丽 国内的亲元势力也在这段时间大为活跃,频频向恭愍王施压。 洪武五年(1372)五月,奉命护送陈理、明升等至高丽的明朝使 节孙内侍在高丽王京佛恩寺的松树上吊死, 高丽向明朝汇报 是自缢。但是据当时的传言, 他是被高丽亲元集团的官员下 毒害死的。此事引起了明太祖的质问。事实真相今天已经很 难查明。但联系两年后另一起明使被杀事件来看, 它的发生 不是偶然的。明廷派林密、蔡斌赴高丽选购2000 匹马匹, 恭 愍王派遣密直副使金义为护送官, 送明使及马匹回国。适值 恭愍王被杀, 林密等恰在高丽。李仁任等恐明朝“问恭愍之 故”,所以“密谕金义中路杀(蔡)斌等以灭口”。一行人行至开 州站(今辽宁凤凰城),金义杀蔡斌父子，执林密，投奔北元。值 得对比的是在北元使臣入境后，恭愍王为了彰显亲明姿态，欲 遣人殺之，被群臣制止，在讨论是否要送到明朝，被群臣要求 放归北元。这里看出高丽内部政策的不统一性。 1374 年，恭愍王征耽罗表明了彻底与北元及国内亲元派 势力决裂的立场，直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奉行亲明的恭愍王 被亲元派大臣洪伦、崔万生等所杀。恭愍王被弑后,明德太后 率恭愍王的养子辛禑入宫,秘不发丧。及发丧后,在国王嗣位 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以明德太后洪氏为首的亲明派主张 “欲立宗亲”；以侍中李仁任为代表的亲元派,主张立辛禑。李 仁任力主立辛禑为王,是因为接受了亲元集团的游说,有人对 李仁任说“自古国君见弑,为宰相者先受其罪。帝(明太祖)若 闻先王之故,兴师问罪,公必不免。莫若与元和亲。”可见李仁 任力主立辛禑是一箭双雕之策,既避免杀身之祸,又可邀拥戴 新王之功。挟持小皇帝“与元和亲”,恢复与元朝的传统关系。 于是李仁任率领百官拥立辛禑为王, 亲元集团取得优势。亲 明大臣诸如反对亲元的金九荣、不署呈北元书的林朴、郑道传 等人皆遭流放。1375 年农历二月高丽始行北元“宣光年号. ……令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 明朝政府有鉴于此,也一改从 前积极友好态度,采取强硬态度。1377 年，高丽派使臣“来请 故王颛谥号,朱元璋谕云“颛被杀已久,今始请溢,将假吾朝 命,镇抚其民,且掩其就逆之迹”不予批准。高丽与明朝互不 信任，双方的关系跌入谷底。亲元与亲明两派的持续斗争，使 得高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显得摇摆起伏。 三、威胁统治的谣言 正如上述提及元朝为了牵制和控制高丽王，数次密谋以 沈王取代高丽王。在元廷北遁之后，沈王依旧是他们手中一 颗重要的棋子，可以随时拿来威胁着高丽王的统治。 明朝与高丽的一度亲密互动使得北元及其不满，沈王取 代高丽王的谣言旋即而起。1374 年，有一胡僧从北元来高丽， 告知康舜龙，北元欲立沈王孙为高丽国王。此事传到恭愍王 耳中，恭愍王大为震怒，将胡僧及康舜龙抓来拷问，胡僧只能 招供，“闻诸某甲”。恭愍王顺藤摸瓜，将散布谣言的一干人等 全部抓获，“此前赞成事禹磾家奴，行贩北元时所闻也。”欲讯 其奴,奴逃。恭愍王虽然最后释放的胡僧与康舜龙,却囚禹磾 于巡卫府。虽然这件事最后没有过多牵扯太多人员，但也反 映出恭愍王对沈王取代高丽王事件的敏感，并严防人臣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亲明的恭愍王与一些亲元的 大臣矛盾激发，最终被弑，被弑事件背后是否有北元的鼓动和 暗示，值得思考。 “僧人小英事件”亦是国内附元势力活跃于元丽两国的一 真实写照。祸王二年(1376 年)七月,判密直司事金青自纳哈 出营逃还。 直司事·湑自纳哈出营逃还，先是僧小英托缘化遣其徒 数人，于北方潜寄书沈王曰：“今国家臣弑其君主，谀臣谄国柄 专在权臣，若引兵来大事可成。”湑见其书来告下小英狱鞫之 果服，乃沉于碧澜渡。 该事件虽最终以僧人小英颠覆丽政图谋之失败告终, 然 却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偶王时期丽廷内的亲元化倾 向乃是颇为严重的, 其业已普及于丽之中下层民众。其中以 李仁任为首的亲元势力对丽外交决策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对该 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辛禑即位后的元年正月，纳哈出就遣使来问曰:“前王 无子，今谁嗣位耶?”《高丽史》的评价是“时北元以恭愍无嗣， 乃封沈王暠孙脱脱不花为王，故有是问.”不难看出对于让沈 王即位，北元方面一直有所企图。尽管最终沈王并未成行，但 是却可以看出这些系列事件背后的北元因素。 由于辛禑非恭愍王之子，即位之后，合法性得到怀疑。在 高丽民间则有人冒充忠肃王母弟德兴君之子，潜图不轨。对 此事，辛禑一党严加防范，立即抓捕，“并其党五人斩之”，以 证视听。 尽管在辛禑即位之后，高丽奉行了亲元的外交策略，但是 元朝的残余势力和强大的明王朝不能同日而语。倒向北元, 不但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军事上的冒险。事实上,亲北元的 政策并未给高丽君臣带来任何好处。亲明派显然看到了明强 元弱“: 以势而言，则南强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夫弃信而从 逆，天下之不义也，背强而向弱，今日之非计也。为臣子而反 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杀天子之使，而夺其马罪恶孰甚焉。”如何 与强大的明朝相处，是高丽始终无法绕过的问题，尽管两国关 系疏离，但是明朝的一举一动始终让高丽难以放心。同样,高 丽倒向北元对明朝辽东的巩固也是不利的，1377 年,有高丽 人从定辽卫逃回,传言明朝将于秋季征高丽,辛禑慌忙“遣使 于诸道点兵”。结果却是一场虚惊。这反映出了在明朝强大 军事实力威慑下,高丽君臣一直处于不安和恐俱之中。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在元明鼎替之际，这些谣言的背后 反映出了高丽王朝在面对北元和明朝的弱势地位。 四、倭寇的侵袭 倭扰在很长时间之内一直是高丽王朝困扰的问题。从恭 愍王三年（1354）至二十一年（1372）年，《高丽史》中关于倭寇 的掳掠袭扰共计7 次。所以在高丽与明朝最初一建交，朱元 璋便明确表达出了希望高丽协助防御北元与“倭寇”的意愿。 今胡运既终，沙塞之民无所总统，朕兵未至辽沈，其间或 有强暴者出，不为中国患，必为高丽扰。况倭人出入海岛十有 余年，必知王之虚实，此亦不可不虑也。王欲御之，非雄武之 将、勇猛之兵不可远战于封疆之外，王欲守之，非深沟高垒，内 有储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锐而擒敌。由是言之，王之负荷 亦重矣。智者图患于未然，转危以为安，前之数事，朕言甚悉， 不过与王同其忧耳。王其审图之。 如能借助明朝的力量防倭，对于高丽而言无疑意义非同 凡响，对于此点，高丽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随着与明朝关系 的交恶，借助明朝势力无疑等于痴人说梦，而北元的力量又是 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辛隅即位之初。倭寇即焚掠密城，“恣殺掠焚官廨城 門”，庆尚道都巡问使曹敏修“与战，败又战，于大丘亦敗，…… 死士卒死者甚衆。”可见倭寇战斗力之强悍。不久之后倭寇进 攻江华岛，焚烧战舰。一年之内，高丽的韩州、新平、庆阳等地 皆受倭寇侵袭。辛隅要求各道要卫皆置防护，以遏流民，并修 筑沿海、州郡山城以此防倭。 没过多久，倭寇继续侵袭江华岛，声势更为浩大，直接危 及到高丽的统治中心，为了抗倭，高丽甚至起用了僧兵，“募徵 诸道僧徒作战，……下令僧徒如有苟避者以軍法論。”从各道 征集兵源。并派遣使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请禁倭寇， 但日本的回文称：“此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岛乱臣割据，西岛 顽然作寇，实非我所为，未敢即许禁约。”倭寇的踪迹席卷朝鲜 半岛，高丽诸多战将战死。高丽被倭寇步步紧逼，甚至一度想 到迁都。 1377 年9 月倭寇侵扰高丽灵光、长沙、牟平、咸丰、海平 二州等地。无奈之下，高丽遣前大司成郑梦周报聘于日本且 请禁贼，曰:“窃念本国北连大元，西接大明，常炼军官以充守 御，……入侵烧毁民庐，夺掠人口……为害不小。”希望能够凭 借北元和明朝的威望能够对倭寇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 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1379 年，高丽谏官上言：“近因倭寇、水旱之灾，百姓饥馑， 宜加存恤劝课农桑，而今者后苏、左苏土木之役方兴不已，民 困力政，将转于壑，非惟失农，又不能拾橡栗以自资，请即停罢 至秋始役。”高丽末期理学家李崇仁在《陶隐集》中记载了1380 年倭寇入侵高丽京山，城破之后，裴氏至乳儿与岸，赴江死。 这些都反映出了在倭寇的侵袭下，高丽民众民不聊生的惨状。 辛隅即位之后短短的7 年，《高丽史》中记载倭寇的侵袭 多达19 次，且多深入高丽腹地，陷高丽民众与水火之中，可见 倭寇的袭扰仅仅凭借高丽的单独武力是难以抗衡的。值得注 意的是在于倭寇的斗争了，高丽新一批武人成熟了起来。 李成桂不断建立武功，公元1362 年2 月、7 月李成桂任 东北面兵马使击败元朝军阀纳哈出。公元1364 年击败依附 元朝的高丽反叛者崔儒，同年2 月、侵入和宁（今咸镜南道永 兴、现今的金野郡）以北讨伐女真。公元1370 年以骑兵五千 步兵一万自东北面渡鸭绿江攻打东宁府。北元东宁府同知李 吾鲁帖木儿逃往于罗山城。李成桂一度到达辽阳。仅以身免 的纳哈出称李成桂“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将任大事于 尔国矣。”凭借战功显赫，李成桂得宠于高丽恭愍王，官至密直 副使，进阶奉翊大夫，赐端诚亮节翊戴功臣之号。逐渐替代了 权臣李仁任，与崔莹、曹敏修掌握实权 公元1377 年，李成桂在智异山歼灭倭寇名声大震、同年 8 月在西海道（黄海道）一帯大破倭寇。公元1380 年倭寇500 只船侵入云峰（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郡），占领引月驿，高丽败 北，驻扎在当地的将军阵亡。李成桂被任命总指挥官击败倭 寇首领阿只拔都（荒山战斗）。李成桂俘获倭寇600 多人，杀 敌无数，使倭寇元气大伤，好长一段时间无力骚扰高丽边境。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 望和势力，为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建立 的基础。 五、结语 元末明初高丽的国内政治, 即是亲明集团和亲元集团两 大利益集团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图画。高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即受到了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对高丽国内两大利益集 团政治的分析和考察, 是值得加以重视的。高丽朝廷内部的 党派之争的后果使得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握政权的高丽也彻 底倒向了北元。周旋于新旧二宗主国之间的高丽, 面对种种 谣言和外来威胁,惴惴不安，在失去了元与明的保护伞，在倭 寇的步步紧逼之下，被迫加强军备,导致武人势力高涨,使高丽 的政局也受到了影响，在与倭寇的斗争中，最终李成桂最终脱 颖而出，改高丽为朝鲜,复行明“洪武”年号,并禁胡服,命袭大 明衣冠。明政府因此对高丽做出重大让步,默认故元所属之 朝鲜半岛之开元路疆域为高丽之领属。同时朝鲜急剧向朝 鲜半岛西北部扩其领土,驻军徙民,建立昌城、碧潼、江界、厚 昌诸城镇,将鸭绿江上游、中游南岸地区,划入朝鲜版图。明 与朝鲜遂以鸭绿江为两国界河，揭开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 的新序幕。 注释： ①“北元”一名最早见于朝鲜人郑麟趾《高丽史》：“丙戌，北元中 書省及太尉丞相奇平章遣使來聘。”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北元”这一 史学概念的使用范畴却众说不一。争论的焦点就是“北元”是指1368 —1388 年这20 年间的蒙古，还是指1368 —1635 年这260 多年间的 蒙古。通常认为1388 年农历十月，元益宗被也速迭尔（阿里不哥后 裔）杀害，从公元1388 年开始，蒙古不再使用年号、帝号，大元国号被 废弃。关于这个问题，蔡美彪先生和曹永年先生曾作过深入探讨，认 为“北元”应适用于脱古斯帖木儿败亡而止，即1388 年，此后大元国 号己取消，仍称蒙古。蔡美彪先生认为“明代文献从来不称北元，朝 鲜史籍也不再称为北元，研究者如沿用《高丽史》的北元称谓，也只能 应用到至天元而已。倘若不加时限地继续泛称为‘北元’，就显得缺 少历史根据了。……泛称‘北元’不仅在历史文献上缺少根据，并且 掩盖了蒙古历史上两系势力的消长与建号制度的变革，是并不适宜 的。”薄音湖认为用“北元”来概称1368 年至1635 的蒙古是不恰当 的，还是仍然成为“明代蒙古”为宜。但陈得芝先生则认为北元一直 存在，直到皇太极西征，林丹汗逃至青海病死，与明朝对峙两百六十 多年的北元至此终结。所以不管争论如何，本文高丽与北元的关系 的时间节点放在公元1392 年，因为李氏朝鲜的建立，开启了朝鲜半 岛与中原王朝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韩]林泰辅.朝鲜通史[M].历史丛书.陈清泉,译.上海:商务印书 馆,1934: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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