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
原标题：《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
我们今天在讲大学管理、讲质量保障的时候，一定要在经验的基础上走出来，走向科学。只有这样，大学的管理水平、质量的提高才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大学的人都对质量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是现在高等教育质量到底高还是不高？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高等教育质量的“混沌”
在观念上，高等教育的质量被拔得很高，如生命线、永恒的主题、最高的追求等。可到底什么是质量？它的内涵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说不清。因此我说，难道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非可名”的话题吗？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向全球昭告：21世纪将是由数量向质量的转移并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我们恰恰是从1998年开始扩充数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众多问题包括质量问题上与世界高等教育有一个时间差。马丁·特罗1973年就写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他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判断，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马后炮”，但是它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马前课”。而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理论在西方成功的结果，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实践当中，怎么避免“马后炮”与“马前课”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生？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不是全部适用于中国，我们不应该全部照搬，但是它应该成为一种预警的理论。重视教育质量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而且是永恒的命题，谁轻视质量谁就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谁就将被淘汰出局。
就高等教育质量这个话题来讲，我认为中国和国外的高等教育有理念上的时间差、管理水平上的时间差、制度上的时间差、机制上的时间差和技术上的时间差。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满打满算就是100多年，西方的高等教育是800多年，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时间差。我们首先要承认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发展水平、成熟水平和世界的成熟大学相比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众多问题上，中国的大学同样会有众多的时间差，这由于中国的大学办学历史、发展水平、体制不同。但是要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保障水平，一定要找到这个时间差，找到学校核心问题在哪里。
从大的方面来说，质量保障一个是外部质量保障，一个是内部质量保障。外部质量保障就是教育部和各个省教育厅所主导的评估，英文叫EQA。从质量概念来说，国际上大致有这么多概念：标准、保障、监测、认证、审核、问责。但是就中国来讲，我们对这些概念还缺乏完整的理解，我们现在是把质量保障当作笼统的大概念来讲的。总体来讲，我认为高等学校的质量涉及以下四对范畴：一是理想与手段；二是标准与保障；三是价值判断与客观规律；四是上限与下限。
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赋予了越多的终极目标的含义，它就飘在空中，越往中观和微观上走越找不着抓手。这种情况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当中需要改变，我们不能让整体标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到现在为止，在世界上来讲，还没有一个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标准，它是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和实践当中的黑洞。美国有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吗？英国有吗？哈佛和牛津有吗？没有，大多是从保障层面上来讲。我们应该探讨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在标准与保障上，目前没有标准，但是不应该永远没有。
我们今天对于高等教育的判断，往往都是主观的判断多，而用科学依据或者大数据支撑的价值判断的东西少，尤其是在操作层面，其保障手段相对落后，许多质量保障手段基本上都属于常规手段，没有突破。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我认为应该有上限与下限的区别。高等教育质量的上限标准就是具有精神和道德层面的说法，是永恒的主题，是生命线。底线标准就是在大学实践当中不可突破的一些标准。在讲高等教育质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底线意识、底线标准。我不认为它在国家层面更重要，我恰恰认为在学校层面更重要。但是到底如何确立质量底线呢？只能依赖于科学的数据统计，通过大量的统计规律来寻找影响质量的基本因子，并通过这些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使我们对大学质量的认识不断接近于本质的内涵，这样才能够确定这个学校相对的质量保障底线。
从管理层面而言，质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手段，尤其是从管理和保障的角度来看，需要一个质量底线，这个质量底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区间。今天所有大学在讲质量的时候，到底是从哪个层面上来讲的，还是有好多不清楚。假如说我是个校长，我是个副校长，我是个教务处长，我是个院长，这个时候你讲的质量保障是从管理层面/行政层面来讲，还是从培养学生角度来讲呢？认识是不一致的，对质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在2009年的时候，教育部委托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扩招10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分析报告。但是世界银行的专家组在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给出的评价是0。这个0不是0分，而是说因为没有大量的数据，无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做质量上的评价，代表弃权票。我看那个报告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在国家层面是这样，在某一个学校层面，要是请一些专家来给学校做质量分析的时候，你能否给他们大量的数据，让他们用数据来判断你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因此我们今天在讲高等教育质量的时候，必须要靠数据说话。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困境
在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质量管理过程当中，我认为有很多困境。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核心取向要认识清楚，就是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的难点也在于人才培养。自这一轮的审核评估以来，我已经参加了六所“985”高校的审核评估。现在审核评估的时候，每个学校都要请两个外国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的现任副校长说，现在中国这些顶尖大学在科研上、排行榜上缩小了与世界大学的距离，我们不怀疑，但是在人才培养上和世界一流大学比差距是非常大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影响学校声誉和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人才培养质量。我们2016年10月在北大评估的时候，国外四个顶尖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说，未来20年中国在经济上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顶尖大学在二三十年之后能培养出治理世界的人才吗？当时我是非常震惊的。中国顶尖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差距太大了。
我们讲质量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困境。比如说生源的困境，就是按照高考成绩的位次排定，就已经导致了各所大学在抓质量的起点上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很严重，就是学校当中的身份歧视。
其次是就业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学家凯西·戴维森指出：“当今学校执着于教导我们的小孩以古老的方式去应对他们长大后的经济局势……可预见的是，2011年入学的美国小学生，他们中有65%从学校毕业后，将从事目前并不存在的职业。”厦门大学的本科生所学专业和就业的对口率，从2012年的62.8%到2016年的48%，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从这个数据上说，厦大要改变过去按照学科来设专业的惯性。当要改变教学计划刚性的时候，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学校，又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方，学生专业对口率可能会相对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学生专业对口率可能会相对低。
困境还包括课堂教学的效率降低。如果你是一个本科院校，你的教学计划里面有多少是在课堂上的？有多少是在课堂外面？总体来说大致会有70%到75%或者70%到80%是在课堂上。我敢说，今天当你随机走进一个课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生在玩手机。在去年、前年，我作为专家去6所“985”高校听课的时候，学生好像听得很认真。但是当我们到了视频室，把半个月前、一个月前的上课视频调出来的时候，陪着我们看的校长、书记都把头低下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提高质量的一个困境，就是怎样在课堂上让学生不低头。还有大四教学的空心化，以及大学教师的空心化。这些问题从质量保障的角度，从制度上是可以解决的。
还有教学技术的挑战，过去一两年大家会注意到，中国好多学校都在做智慧教室。学校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智慧教室，国内的MOOC也已经做了两三年，但是一所学校会使用智慧教室的老师可能不超过10个。厦大的智慧教室建好之后，马上会用的老师只有6个。所以现在我们每周都在做自发的培训，现在老师越来越多。假如说厦大是2500个专业教师，这一学期以来，每周做一次，也就只有200多个老师参加。因为我没有要求必须参加，是自愿的。我们作为管理者，当我在说要推动MOOC的时候，在推动教育技术的时候，在推动智慧教室和翻转课堂的时候，你都不会用，还怎么推动下面？这些讲MOOC的人都不会用智慧教室，怎么能够提高质量？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讲提高教学质量非常具体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学校的类型、层次无关。今天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知识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我们的教学方式方法跟不上变化，你怎么抓质量？怎么讲保障？怎么讲问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这些理论上的命题在实践当中有抓手。
我们今天讲大学质量保障和管理，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经验管理层面，有用但不一定正确；二是科学管理层面，超越经验，必须遵循；三是价值判断。我们现在的管理基本上是凭经验，凭经验管理质量，凭经验谈保障。因此要有科学，如何做到科学？要依据各个高校的实际情况而定，没有统一的范畴，最后才能形成价值判断，就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你做了别人跟着你学，就是价值判断。
厦门大学的做法
我在厦大做教学管理，已经到了第15个年头，前七八年也是凭经验管理，但是我发现这不成了。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把厦大的东西全部做成数据。2014年我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标的时候，这些数据都拿给他们看了。最后他们说了一句话，假如说厦门大学课堂教学效率不够高，你能否告诉我从2006年、2007年做这些数据之后，到2008年、2009年、2010年有什么改善？我说，我提供不出证据来支撑我改善的状态。这表明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学校内部没有形成一个闭环系统，中间是有断裂的。假如说，一个学校去年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比例有20%，那么学校用什么方法第二年提到30%、40%、50%？假如说学校有了智慧教室，刚建好的时候只有6个老师会用，半年之后有多少老师会用？一年之后有多少老师会用？数据做完之后有变化趋势，这才证明质量提高了。我把厦大所有的东西做成数据的时候，有好有坏，但这是我了解厦大教学状态改善的基础。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在今天大学的管理或者质量保障的问题上，对于“985”高校，科研导向比较重。因此，厦门大学校长办公会确定，到2017年7月，厦门大学全部要建立新型教学组织。什么是新型教学组织？过去厦大都有系、教研室，现在都没有了，全校2500个教师成立500个左右的课程组，4到6人为一个课程组。课程组鼓励跨专业、鼓励跨系、鼓励跨学科。我认为，如果坚持10年的话，可能会是大学教学的一个新的组织探索。
教学质量与教学计划紧密相关，厦大在2012年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求各个学院和专业要知道，你所在的专业，中国最好的是什么水平，世界最好的是什么水平，我们和它到底差多少？现在我们就在这样做。什么是科学管理？你要把本校的情况能做成数据的最好要做成数据，从中来找规律，要和同行的、同类的、国际的进行比较。
总体而言，我们原来形成的一些高校管理和质量保障的经验，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提高质量的误区。大学里面有学科的惯性，有专业的惯性，有教学计划的惯性等。高校管理者如果是四五十岁的话，就是在一种固定的、相对模式化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或者培养出来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变化非常快。对我们管理者而言，我们还是习惯于我们成长的教育环境和当时学校培养我们的做法，以及当时我们对质量的判断来管理今天的学校，导致我们今天对于质量的认识、对于管理的认识、对于培养学生的认识、对于学生能力的认识都有很大的时间差。就像当我们讲教育技术的时候，讲MOOC的时候，恰恰最不会用教育技术的、最不懂MOOC的就是学校的管理者。因此，我们今天在讲大学管理、讲质量保障的时候，一定要在经验的基础上走出来，走向科学。只有这样，大学的管理水平、质量的提高才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注：本文整理自作者在麦可思2017高校管理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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