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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花儿”的“内敛”与“赤裸裸”

作者:景翔 日期:2014-04-08 10:24 来源:《才智》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摘要:“花儿”作为传唱于西北的主要民歌形式,其主要流行在汉、回、土等8个民族中。回族“花儿”中关于男女间情爱的描写
比较大胆和开放,这正好与回族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章从西北回族的所秉承的严肃和庄重的伊斯兰教文化以
及回族的生存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入手,分析形成这样一种民族性格和民歌文化的原因,并尝试的分析此二者和谐相聚于回回民族的
深层次因素。
关键词:花儿;内敛;伊斯兰教文化;赤裸裸
“花儿”是以肉代人、以肉代性、以肉带哥。因此,“阿哥
的肉”变成了花儿最具代表性,最富情欲色彩的短语。在花儿的
流行区。只要你说一句“阿哥的肉”,谁都知道那是花儿,在人
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把性爱主题表露到如此赤裸裸的程
度,这在世界各地的民歌中都是罕见的——一位著名的“花儿”
研究者
“花儿”作为西北广为流传的一种民歌形式,随着其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受到学界和政
府的重视。其主要是西北的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
裕固8 个民族,这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4 个民族——回、
东乡、保安、撒拉。在这4 个穆斯林民族中,回族人数最多,分
布面最广,可以说遍及“花儿”的主要流传地域及其辐射带。[1]
花儿的分类如民族、共同的文化区、不同的文化区等。此处按其
传唱流行地域可分为:洮岷花儿;羌藏花儿;撒拉、保安花儿;
六盘山回族花儿。[2]根据回族的分布特点,可以看出上述“花儿”
的传唱区都聚居了数量不少的回族穆斯林,且这些地区多为中国
伊斯兰教教门传统的信仰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教众在用“花儿”
的民歌形式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却可以到露骨的程度,个中缘
由不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回族“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
屈文焜认为“花儿”作为一种民歌品种是文化杂交的结果。
[3]形成这种认识是花儿的主要流传地域在我国的一二级阶梯的结
合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些地区的藏、羌等民
族属于游牧,其性格豪放尚可理解。杂居于其中的回族属于多以
农业、经商为主,且信仰伊斯兰教,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在花
儿的传唱区,既是回族的聚居地带,又是与其他民族交错聚居的
地区,这就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因而才造成了“花儿”
在这些地区比较高的可辨识度和共同认知度,成为这些民族的共
有的民歌形式。
“花儿”流传区的临夏、平凉、固原、海原、渭源等区,历
史上都是回族频繁活动的地带。这些地区也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
的边缘地带,其管理方式多为羁縻统治,遂成为不安定地区之一。
原因在于以民族政策而引发的或是回回为首或是回回参与的起
义争端比较多,进而使得中央王朝的对其的镇压就比较频繁,所
以该地区的回族多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但是因为其信仰伊斯兰
教,对于经训上面的穆圣所教导的为人处世方式,加之受中国传
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回族穆斯林多是谦逊、内向、不张扬、含
蓄的性格特征。当然回族所秉持这些性格特点,与回回民族的形
成过程中宗教、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来说,回回民族的祖先来自于唐朝年间的来华贸易经商而侨
居东南沿海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后裔,加上13 世纪迁入的中
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在内,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吸收
汉、蒙古、维吾尔等各族人逐渐形成的。从回族的民族过程来看,
其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不断的壮大中,故其中是一定的“内核”,
不断的以这个“核”为中心聚集。回族的先民们远离故土,来中
国贸易经商,虽有受到如唐元时期统治开明的民族政策恩惠,却
也遭受到诸如明清高压政策的迫害。当面临危机时,伊斯兰教的
“忍耐”“顺从”“前定”等观念,往往成为回族遵守的规定。
这个不但使得回族的民族性格在很长的历史中积淀成为内敛、不
张扬和被伊斯兰教教义宣传的汉语文化观(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
的儒家思想结合“以儒诠经”)。如此而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的回族,应该与汉族一样,对于情感的表达如男女之间的情爱一
定是含蓄和委婉一点,但是出现在西北地区的民歌“花儿”更是
一反常规,其中缘由见后文详述。
二、“花儿”中情爱的赤裸裸表达
前文提到,身居西北内陆的回族在表达男女情爱时的民歌形
式——“花儿”中,其内容比较直白、大胆,往往毫无修饰和禁
忌的描述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由于传统文化的压力,特别是儒
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对性的谈论的禁忌,使“花儿”成为以情
爱为重要主题的语言网络压力之下的言语禁忌。[4]故而使“花儿”
在某些传唱区赢得了不登大雅之堂的“野曲”称号。
提及“花儿”中的情爱表达,就不得不提“阿哥的肉”。“阿
哥的肉”是“河州花儿”的原生态名称,它是河州回族传统的情
歌,其原意是专指所钟爱的姑娘,也是男人身上的一块难割难舍
的连心肉,是永远离不开的爱人。关于“阿哥的肉”,还有一段
民间传说:安拉先造了人祖阿丹圣人,然后,在阿丹的右肋下取
了一块带骨软肉,再造了好娲,然后又在他们的嘴上吹了一口气,
使他们成为了活人。阿丹为哥,好娲为妹,并叫他们结婚成为夫
妻。他们生儿育女,每次生一男一女,都是以哥妹相称,并结为
夫妻,分散居住在地球各处。阿丹和好娲一生中共生育了七十二
对哥妹之后,就无常了。他们的儿女在各处生儿育女,繁衍子孙。
据传“阿哥的肉”就是他们的后代来到河州这块田野生产劳动时,
对妹妹(妻子)的吆喝、呼喊、呼来呼去,逐渐成为了三句式的
原生态简短歌谣。这则传说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转述了“阿哥的肉”
的来历,其可信度虽有待考证,但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花儿”
中“阿哥的肉”的宗教色彩。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穆斯林,往往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上
面圣人所倡导的言行来要求自己。而西北的穆斯林更是在儒家文
化和伊斯兰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视野中,禁止提到有关于两性关
系、性暗示的语言。而在回族“花儿”中,因为表达男女间的情
爱内容过多,且有各地有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并在花儿会之
后放纵与癫狂,导致唱“花儿”成为禁忌行为。[5]其实,反过来
思考为何在教门比较严格的西北,会产生如此与宗教教义不相容
的民歌表现形式?一方面,西北封闭的自然环境,花儿的流行区
域多是山区沟壑地带,交通不便,这也就不方便男女交往,而唱
情歌来表达暧昧之意就成了男女之间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了。另一
方面,从人文环境来看,虽然西北内陆,封闭保守,但是作为个
体的“人”,他仍然是需要天性的释放,需要放纵。当然形式可
能是漫“花儿”或者参加“花儿会”一类原始、淳朴和真实的表
现形式。
三、两个视角下的回族“花儿”
信仰伊斯兰教回族的穆斯林一面拥有着含蓄和内敛民族性
格,羞愧和胆怯于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对于异性的倾慕之情;一
面却在“花儿会”上这种开放的公共空间内流露对于异性的好感,
并且在花儿会之后拥有狂放的行为举动。这仿佛是回族人性格和
情感表达的两个极端。其实,当我们深入分析了回族的民族心理
和民族性格之后,这么强烈的差异也就不为惊叹。
回族作为祖籍于中亚阿拉伯,融合有中国境内多个民族血统
并形成在中国的民族之一,她在形成之时,同时也将伊斯兰教结
合中国的正统思想,使其成为整个回回民族的精神支柱。纵观整
个回回的形成发展史,她对异于自身的文化都采取了极大包容态
度,回族人有适应新环境的韧性。这从广泛杂居于全国的回族人
就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种积极宽阔、接受并适应异文化的心理,
使得回族人在与其他几个传唱“花儿”的民族的互动过程中,从
心理层面能够接受这种不同于宴席曲的曲令,并且直抒胸臆。另
外一方面,在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地区,尽管是中国伊
斯兰教教派门宦保留最为传统和最为完整的地区,其宗教文化也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扬。但是,历史的看,伊斯兰教也不可避
免的遭遇到现代化的问题,而且在市场化经济冲击的今天,尤其
是受到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下,教众一面在履行自己的宗教
义务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感受的表达。这也就使得“花儿”中
赤裸裸的情爱表达在遭遇伊斯兰教文化约束和禁锢时,受到影响
的回族穆斯林首先自己先在心理层面说服和释放自己,认为漫
“花儿”也是个体的自由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只要不在大的
层面违反教义教规,真主都是可以理解和宽恕的。
漫“花儿”对于男女之间情爱的表达可谓是最直接和最有效
的方式。如宣侠父在《西北远征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晴明的
天气,青年的男女,都在麦地上工作。如果有一个青年男子,对
于附近工作着的女子,发生爱感时,他于是高声唱着第一回的恋
歌了。歌的意思,是说:“在你的麦地上,有没有你的父母伴着
你?”如果女子同意了的时候,就接着也唱一曲恋歌,意思是说:
“我的父母在家里,这里只有孤零零的我。”于是男子又唱着第
二曲恋歌,意思是:“我爱你!如果你允许我伴着你!”如果女
子再唱一曲同意而表示欢迎的恋歌时,这样就开始野合了。[6]“花
儿”能够以如此大胆、直白的袒露男女对于爱情的渴望,其在世
界民歌史中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反过来思考,深处中国西北
的内陆,花儿的传唱区既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又是先后经历
灿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侵润的地区,使得,西北成为几大文
明的交汇地区。所以,在此生活的人们的性格既有传统中国文化
中内敛的性格,又兼有西域而来的西方文化中人类野性的释放,
而回族的确也是具有中西文化基因而形成于中国的民族,故而积
聚在回族身上的“花儿”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也就不难理解了。再
者,“花儿”作为野曲,在封建社会是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
者士大夫阶层所鄙视的,只是传唱在民间。所以,“花儿”的传
唱空间多集中在乡土,且直白的语言风格更容易受到乡土大众的
接受,并且得到长时间的传承。加之西北有很多为躲避战乱久居
于乡土的回族,这也就回族成为“花儿”的主力传承族群具备了
一定有利因素。综合以上两方面,回族的民族性格以及所展现出
来的有关“花儿”的传唱的巨大反差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参考文献:
[1]屈文焜“. 花儿”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9(1).
[2]赵毅.论西北“花儿”的现状与未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2011
(1).
[3]屈文焜.“花儿”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9
(1).
[4]刘永红.禁忌与狂欢——浅谈“花儿”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
能.青海民族研究,2006(1).
[5]同[1].
[6]宣侠父著.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16—117).
作者简介:
景翔,男,1988年出生,汉族,山东东营人,宁夏大学政法
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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