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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启示-论文发表咨询QQ:86099078

作者：日期：2009-6-9 14:46:38 人气：标签：

马元斌

[摘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便利用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毛泽东这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根本目的、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点，这些成就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给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一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步的。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便利用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毛泽东这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给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方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形态发展到科学阶段。他们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历时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特征提出了天才的构想；但在如何建设这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只是强调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创造。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重大的历史性胜利则使社会主义又由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制度。在如何建设这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共时态”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曾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转而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又形成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毛泽东鉴于我们党对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知之甚少以及经验理论和思想准备不足的现实，曾号召过“学习苏联”。这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建设道路的寻求。中国共产党20世纪的历史证明，道路问题是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因素；解决了道路问题，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富有创新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做法总觉得“不满意”和“不舒畅”，缺乏个性。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抄苏联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弊病使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他认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实际表明毛泽东已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这种探索首先主要表现在他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34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考的重要文章；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以苏联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先声。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即在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明确指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题中之义。2003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把“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我们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征程中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之一。回顾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的总根源是没有正视和解决社会主义的一般逻辑出发点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之间的矛盾。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抽象的理论设计丰富复杂得多，这就要求人们用审慎的眼光看待既有的观点，准确分析自身的实践特点和历史方位，不用“未来的砖头”营造“现实的社会主义大厦”。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是其突出的特点。如何认识这种社会主义，找出其共性和个性来建设和发展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新的伟大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第一，从我国国情出发，严格区别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是进入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人，但尚未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加明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为了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建立阶段”和“建成阶段”的差异，毛泽东从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理论视角和物质基础的实践层面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建立阶段”之所以不同于“建成阶段”，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还有一个需要继续巩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刚刚开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充分，还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有较为充分发展的阶段，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
　　第二，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挫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也是党内较早觉察其失误的第一人。他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先后在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目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第三，阐明了在中国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毛泽东认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国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因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
　　从“超阶段”和急于求成地建设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思想的产生，以及对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准确估计，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一步步地深化和前进，尽管它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在于科学地确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一部社会主义历史，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史和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趋势，是正确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前提。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出了经典作家的深邃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列宁虽曾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思想，但未能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阐发。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
　　第一，指出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观点的危害性。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曾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一致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天真的想法。正是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因此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矛盾的严重错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同样，不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况和性质，也就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第二，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毛泽东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为这种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曾经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社会基本矛盾”适用于一切社会(自然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在内)，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
　　第三，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论断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哲学依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为我们指明了一切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形态，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使我们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和特点，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即提出了“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的总量。列宁也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不能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口j。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一思想更加明确。1957年2月，针对我国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情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加鲜明地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且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二者相互联系；它们是对“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同层面的回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也是党执政为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亦即国计要为民生。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我们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即导弹和面包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我们一方面要积累资金，发展我们的生产事业；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搞好消费，改善人民生活；顾此失彼就会酿成大祸。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并没有把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坚持贯彻下去，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还做得不够完善，但我们不能否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思想成就。
(五)关于对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即突破了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藩篱，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是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的历史前提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两个现实的问题：一是没有现成的建设理论作指导，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二是没有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抗衡的物质基础。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上的“先天不足”使其不可能站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而立即显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更优越；相反，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在经济上，社会主义还要矮于发达资本主义这个“巨人”。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与世界先进的、仍有潜力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
　　首先，提出商品经济本身不构成社会生产方式，而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其次，分析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只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还有个体所有制等经济成分，这是不能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
　　第三，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正常进行城乡经济交流，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说，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等价交换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商品经济观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资本主义的特产；二是商品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强调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深刻指出，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959年3月他又进一步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则，它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一些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1956年12月他在天津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阐明他的重要观点：现在国营、合营经济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些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允许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再搞，让它存在和发展，仍有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它可以满足人民的部分生活的需要，可以把资本主义闲散的资金和定息利用起来，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吸引华侨回国投资，既可以解决资金短缺和外汇短缺，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由于少数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起一个促进和竞争的作用，以利于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肯定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还需要私营经济的存在，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中所有制结构问题的重要突破。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世界联成一体，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此，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更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主张，并且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学习外国什么?怎样学习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因此，向他人学习就是取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以此来推动本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学习别人什么呢?他还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好好地学，以利于我们的工作。但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的东西，尤其是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引进和创新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反对照搬照抄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毛泽东的“向外国学习”的主张为中国叩开世界大门、走向世界创造了思想条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探索也是一种开拓。因此，总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误，尤其是面对崭新的事业，面对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探索出现失误是可以料想的，而且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曾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J。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了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践，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表明：我们什么时候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就能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说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就是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去认识其规律性，遵循规律，依照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或者违背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我们就会碰钉子，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二)学习和实践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有效途经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能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社会主义事业十分重要，而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有效途径就是学习和实践。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读书，尤其是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间接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认真读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领导和指导全党读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方法论，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因此，当时全党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实质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两者相结合的过程。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政党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需要。
　　此外，调查研究的实践是把握客观规律的直接方法。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必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这就是说，通过实践，从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和经历的挫折教训中学习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社会主义建设中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合乎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永无止境、需要不断创新的过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教条地规定未来，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他们坚决反对人们对其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要求人们把它当作对未来社会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永远是不完全的，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加深对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以后，要注意对新问题、新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亦是如此。我们不仅需要探索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也需要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特殊规律。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用《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结论上，不结合新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是无法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作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才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