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证券权益是UCC在间接持有体系下对那些通过中介人持有证券的主体所享有的权益的一种概括，其对应于直接持有体系下的证券所有权。根据上述第8-501条的规定，当证券中介人将金融资产贷记投资者的账户，投资者便取得了证券权益。也就是说，投资者享有证券权益是以其证券账户上的贷记记录来加以证明的。

　　(二)以账户为中心的无纸化证券权利体系       论文加急发表

　　UCC在关于证券权利的规范体系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概念，即“证券账户”。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无纸化证券权利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因为当证券本身遁于无形时，只有账户才能有效区分证券权属。

　　以账户来归集财产，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在数量上比较可观、在形态上呈多样化时为了更方便地持有财产而采用的管理方式。在现代社会里，账户遍布于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如在银行存款会有储蓄账户，通过互联网获得服务也需要相应的账户。账户代表着开户人基于特定目的、以特定方式存储的财产集合，这类财产可能是实体财产，也可能是虚拟财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账户是现代人持有财产、管理财产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反映多种信息，包括开户人信息、资产信息、资产流转信息等。随着交易形式的演进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归入账户的财产仅以电子数据或象征形式表现，这时管理账户就需要有一套确定的制度体系，账户管理就这样逐步制度化了。

现代证券账户管理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层位化，即不同层位的管理人维护不同的簿记系统，这样在财产权利和账户权利的行使上就可能存在财产受益人与账户名义人之间的分离，这正是间接持有体系给证券权利的认定带来的困扰。
　　无纸化证券权利体系正是在克服这个困扰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据国际证券监管机构CPSS-IOSCOTechnical Committee关于直接持有与间接持有的界定和UCC关于证券权利的规定，我们可以账户为中心将无纸化证券权利体系的内容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依据投资者是否证券发行人所备证券持有人簿记中的账户名义人，判断投资者持有证券的方式。如果在证券发行人所备证券持有人簿记中，投资者就是账户名义人，则该投资者直接持有证券。如果在证券发行人所备证券持有人簿记中，投资者不是账户名义人，则该投资者间接持有证券。

　　第二，在直接持有体系中，投资者根据其在证券发行人所备证券持有人簿记系统开立证券账户的事实对该账户下的证券资产享有所有权。

　　第三，在间接持有体系中，投资者根据其在中介机构处开立证券账户的事实就该账户下的证券资产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包括对中介机构的请求权在内的一系列权益。

　　四、关于证券所有权证明问题的规范分析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中国结算公司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者直接以其自身名义持有证券，因此，投资者对证券的持有方式为直接持有。在这种直接持有体制下，投资者对其账户中的证券所享有的权利为证券所有权。

　　证券所有权的证明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如何证明权利主体对证券享有的所有权？ 其二，在动态意义上，证券所有权的转让须履行何种法律程序方可生效？ 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对于无记名实物证券，对证券的占有即可证明证券所有权，而证券所有权的转让亦仅需交付证券。故而，在对证券所有权的证明问题进行考察时，与前述两个层面相关的法律规范均可纳入视野。

　　在研究证券所有权证明这个问题时，本文所关注的成文法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公布的业务规则等。

　　1.《公司法》的规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指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公司法，下同)没有明确使用“无纸化”这一用语，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确告诉我们，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应当怎样得到证明。但是这部法律中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法律条文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辨别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证明应当适用公司法中的哪些法律规范，同时也排除一些无法适用的法律规范。一个较为便利的分析途径，就是将无纸化证券与公司法所提及的证券分类联系起来，看看它可以被何种证券所涵盖。

　　从大的章节来说，现行《公司法》首先从公司的种类出发将公司资本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票。与无纸化证券最为切近的概念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当然符合整个交易系统的无纸化要求。遗憾的是，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的所有权证明问题，《公司法》并未涉及太多，仅在第145条规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交易。对于公司债券，《公司法》第160条第2款有相似的规定。除上市公司的股票外，与无纸化证券较为切近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公司法》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第129条第1款提及股票的形式，规定“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这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就包括了无纸化证券的形式。

　　在《公司法》中，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进行的最重要的分类当属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按照《公司法》第130条、140条和141条的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但是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股票：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无记名股票的转让，由股东将该股票交付给受让人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公司法》第157条和第161条对公司债券有极为相似的规定。

　　但是，《公司法》没有界定何为记名股票、何为无记名股票。笔者注意到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是以是否在股票票面和股东名册上记载股东姓名为标准进行的分类：记名股票是在股票票面和股东名册上明确记载股东姓名的一种股票，否则为无记名股票。[11]第二种观点认为，依股东姓名是否记载于股票，股份分为记名股与无记名股。[12]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股东名册记载股东姓名的法律效力认识不同。关于股票的转让，两种观点都认同，记名股票因背书交付而发生转让效力，无记名股票因交付而发生转让效力。

　　从上述观点自身体系来说，第二种观点在逻辑上比较周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它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启发：如果股东名册上记载股东姓名是认定记名股票的实质标准，那么直接持有体制下的无纸化证券也可以被认定为记名股票，只不过它不具有票面形式、无从在票面上记载股东姓名罢了。如果把无纸化证券视为记名证券的话，按照记名证券的理论，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将通过发行人或其代理人置备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中的相应记载得到证明。

　　综上，《公司法》在无纸化证券所有权证明问题上有两方面的作为：其一，它引导我们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中寻找上市股票和债券(这些都属于无纸化证券)的转让规则：其二，它启发我们在学理上设想把无纸化证券归于记名证券，并通过发行人或其代理人置备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中的相应记载来证明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这种设想和推理与UCC的规定是一致的。

　　2.《证券法》的规定

　　无纸化证券的集中交易是我国《证券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但即便如此，《证券法》亦无一处使用“无纸化”的用语。该法第41 条对证券形式的规定与《公司法》如出一辙，规定证券交易当事人买卖的证券可以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无纸化的证券形式再次隐没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的话语中了。

　　就无纸化证券所有权的证明而言，《证券法》第160条是不容忽视的。该条共有3款内容，第1款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向证券发行人提供证券持有人名册及其有关资料：第2款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提供证券持有人登记资料：第3款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

　　这条法律明确地告诉我们，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来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条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文件有二，一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发行人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及有关资料：二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的登记过户记录。我们无从知道二者之中何者具有最高、最终的法律效力，如果对法律条文作严格的字面解释，我们甚至无法确信具有最高、最终法律效力的文件必居其一。

　　此外，与无纸化证券所有权最相关的用语应为“证券账户”。现行《证券法》的条文中出现了两类与证券相关的账户。一是《证券法》第111条规定投资者应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账户。二是《证券法》第166条第1款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以投资者本人的名义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根据《证券法》第160条传递的信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有权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的机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较之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证券交易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证券账户对于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而且，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证券交易账户并非独立存在的账户，它只不过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证券账户与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的资金账户的统称而已。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出的无纸化证券所有权证明是否具有最高、最终的法律效力？《证券法》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3. 监管规则及业务规则

　　现行《证券法》第179条第1款明确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因此我国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监会发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2001) ，出现了一则令人惊喜的法律条文。该《管理办法》第73条明确规定：“在无纸化发行和交易的条件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是证明证券持有人权益的有效凭证。”

　　如果这就是追寻的终点，无纸化证券所有权的证明问题将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但事实并非如此。该《管理办法》第68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其职能范围内制定和修改的业务规则报证监会批准后生效。这意味着，通过法律法规的层层授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布的业务规则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相关业务规则为中国结算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2002) 。根据该文件第1. 4条和第3. 14条，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账户可以证明其对账户中登记的证券享有权利，这种权利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界定的，直接持有体制下的证券所有权。

　　至此，我们可以肯认，对于无纸化证券的所有权，证券持有人名册与证券账户都具有明确的证明效力。

　　4.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博士论文发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3日发布《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征求意见稿) ，以较为务实的方式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市公司股权证明问题加以规定。该文件第14条提及诉讼主体确认股权需证明的事实包括该主体已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为公司股东。第16条则规定，通过证券交易市场购买上市公司股份者可以股票交易记录证明其股东身份。作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此征求意见稿的法律效力尚未确定，所以在此仅作为参考性文件提出，不过该文件对于证券交易诉讼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意义。

　　承上，在明确的法律文件的支持下，有三种具体凭证具有证明(无纸化)证券权利的效力，即证券持有人名册、证券账户、股票交易记录，三者具有内在关联。以证券持有人名册来证明证券权利，是传统公司法在记名证券权利证明方面的规则。美国UCC重述也肯认，在受益人登记体系(即本文所界定的证券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权利通过发行人或其过户代理人的登记簿记载加以证明。

　　但是，如果以证券持有人名册来证明无纸化证券权利，可能会带来举证成本高的问题。一方面，证券持有人要花费成本与证券发行人或其代理人取得联系，从而能够提交证券持有人名册进行举证，这在实践中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要求以证券持有人名册原件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另一方面，证券发行人也会不胜其扰，在其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证券持有人中，但凡发生涉及证券所有权的纠纷或讼事，证券发行人都必须配合证券持有人的举证要求，而在满足此类要求的同时，证券发行人的正常工作比如股东大会的召开等等极有可能遇到不便。

　　所以，对于无纸化证券而言，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证券账户来证明投资者持有证券的事实，无疑是更为便利的。UCC在证券间接持有体系中也是以证券账户的有关记录来证明证券权益的。UCC第8-501条规定，当证券中介机构将金融资产贷记投资者的账户，投资者便取得了证券权益。也就是说，投资者享有证券权益是以其证券账户上的贷记记录来加以证明的。

　　但是，在电子化登记与存管体系下，证券账户本身也是抽象的，其数据存在于证券登记结算簿记系统中，所以必须以物质形式加以表现才能作为现实的证明文件。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股票交易记录”的合理性所在。股票交易记录主要通过交割单和对账单来体现。

　　五、简要评述

　　在上文中，笔者按照法律效力从高至低的顺序来排列和分析有关证券所有权及其证明的法律与规则，巧合的是，这种排序还具有另一方面的逻辑性，即，随着法律效力的降低，这些法律文件与无纸化证券所有权规范之间的相关性却越来越明显。这或许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隐忧，即具有较高效力的法律文件没有对无纸化证券的特性给予充分的关注。然而必须正视，在无纸化证券的背景之下，实物券时代的旧有规则不再具有适用空间，这将导致针对实物券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无法合理而恰当地适用于市场现实，不仅使规范本身失去效用，也可能引起市场失序。

    《物权法》的出台带来一线希望。新近实施的《物权法》首次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有关业务纳入到证券出质的法律规定中。该法第226条第1款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这是迄今为止基本法层面仅有的一条对证券无纸化特性予以关注的法律规范。以此为开端，我国法律体系理当与时俱进，对无纸化证券交易的制度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回应。

【注释】
[1]Ad Hoc Committee on Uncertificated Debt Securities. First Report on Uncertificated Debt Securities， System Credit Risk and Samp le Uncertificated Debt Indenture. Bus. Law. ， 1991.46， 913–916.
[2]郑晓舟：《香港交易所推广无纸化股票》，载《上海证券报》2004-06-01.
[3]高富平，马森述，孙红兵等：《证券登记结算数据电子化的法律问题研究》，载金颖主编：《证券登记结算重大法律课题研究报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05.第83页。
[4]CPSS - IOSCO Technical Committee. CPSS - IOSCO Technical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for 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s，20011，46–47.
[5]涂建，毛国权：《证券登记与托管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以证券所有权为基础》，载《证券法律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6]虞政平：《美国公司法规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5页。
[7]RussellA. Hakes. UCC Article 8： Will the Indirect Holding of Securities Survive the Light of Day. Loy. L. A. L. Rev. 2002.35， 784
[8]美国法学会(ALI) ，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美国及其正式评述(第二卷)》，李昊，刘云龙，戴科，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540页。
[9]美国法学会(ALI) ，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美国及其正式评述(第二卷)》，李昊，刘云龙，戴科，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540页。
[10]美国法学会(ALI) ，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美国及其正式评述(第二卷)》，李昊，刘云龙，戴科，高圣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540页。
[11]赵旭东：《新公司法条文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12]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