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 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周人尚赤重火，于此尤甚。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每当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 《论语·阳货》“钻燧改火”[5]讲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 [6]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而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那么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
　　我们这么讲并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7]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
　　赠火之说还这可从汉族《商伯盗火》的神话中得到佐证。据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记载：“商伯将要从天上来人间的时候，心想：这一次如果还不能把火种带下凡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指望了。 当时，他就把一根蒿绳点着，悄悄地藏在衣服下面，冒着危险，把火种带到世上来。”
　　保存火种不仅是宗教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在西南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这样，居住在偏僻地区的汉族同胞，也有保存火种的习惯。他们主要以柴草为燃料，几乎每家人的灶膛里，都保存有火种，主要方法是在用火以后，把木柴燃烧后变成火红的木炭，用灶膛内炽热的余灰掩盖起来，保持阴燃。在第二天用火时，拨开掩盖的余灰，加上柴草就生火了。如果熄灭了，就到邻居家去借火。直到现在，就是在一些城镇仍然使用煤炉的居民家中，尽管已有火柴、打火机等随时可用的火源，但他们在每天晚上用火完毕，把煤炉内的煤球或煤饼加足，然后盖上铁板，关上风门，使其阴燃。第二天早晨开炉就可以用火了。这不能不说是先民保存火种的一种遗风。
　　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的通的。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
　　
　　参考文献：
　　[1]曹瑞娟、商光锋.“折柳”与送别诗词中的杨柳意象.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J].2006.4.
　　[2]王之焕.送别.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3]刘蕊杏.“折柳赠别”民俗考略.安顺学院学报[J].2007.1.
　　[4]李亚军.“折柳送别”解.阴山学刊[J].2006年04期.
　　[5]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裘锡奎.寒食与改火[A].二十世纪中国问世考据文录[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7]韩翊.寒食.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