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初读《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滕星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我的目光和心思全然被该书的题目“双语教育”吸引了去。何谓“文化变迁”，不知其意，便不多想。细细读过几章，不由得翻回封面，端详那四个大字——“文化变迁”。

作者以凉山彝族社区作为田野工作的立足点，针对该社区学校彝汉双语教育展开个案研究，以期从教育人类学者的立场上对其变迁和发展做出描述和解释。在这里（同时也贯穿全文），双语教育与文化变迁的联系在于：“凉山逐渐从一个封闭的单语、单文化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双语、双文化（彝语、汉语，彝文、汉文）社会。为适应双语、双文化社会，民族教育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双语和双文化特征的、侧重使用两种不同教学语言（彝语、汉语）的两类不同模式的学校教育体制。”

[1] P26 这就几

乎解释了双语教育从何而来以及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特点和性质。在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双语教育应运为生，这是必然的产物，并且它还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国家统一”与“文化多元”的政治目标，在“民汉兼通”的方针下展开实施。如何看待双语教育，还是要回到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出发，本文指向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目标、认识和实践三个方面，以此剖析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双重性特征。

一、双语教育目标的双重性：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融入主流社会

对于彝族地区来说，“双语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彝语言文化的学习，使凉山彝族儿童既能继承彝族几千年积累的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又通过族际语——汉语的学习以融入现代化的主流社会，使彝族群体与个体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1] p187。这

两大目标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首先，文化传承的目标是针对双语中的彝语来说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不尽是一个语言教学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语言群体认同的符号。它与其负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紧密相连”。

[1] P227 王鉴在《民族教育学》中也说道：“双语教育表面上似乎只解决语言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双语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教学问题。如果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社会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观点出发，双语教育则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民族心理的表现、民族认同的标志等。”

[2] 由此看来，通过发展双语教育来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条黄金大道。

其次，融入主流社会的目标是针对双语中的族际语——汉语来说的。“汉语教育为保证国家统一提供了各民族的教育、文化、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工具”。

[1] 160 在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要想能够

信息传递顺畅，更好地进行交流交往交融，就必须拥有一种族际语，由此他们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在社会中的自由、无障碍流动。

因此，中华民族族际语即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为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寻求向上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媒介和手段。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社会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他们一出生即被自动归属到两个群体之中：一是本地区、本民族的亲密群体，二是主流社会这个大家庭。这两个群体不论大小，都有它们各自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很明显，少数民族群体处于这两个大圆的交集之中，势必会受到双方的辐射和影响。在这个汉族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多民族国家中，要想融入主流社会少数民族就必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适应现代性和城市社交规则等，而一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会因此感到难以适应甚至会产生“文化中断”。从“差异困境”的角度来解释，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一方为了能够成功融入并在主流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仅仅学习是不够的，他们还要从本质上否认自身和别人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3] 。两种文化、习

俗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造成了双语教育两大目标之间的矛盾。

二、对双语教育认识的双重性：精英视角和庶民观点潜在的“语言融合主义”意识一直存在。在本书第三部分开头，作者列举了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双语教育的观点：倒退论、分裂论、多余论、照顾论、强加论、有害论、局限论、用途论、前途论、唯心论和过渡论这 11 种怀疑担忧的声音。直到现在，其中的部分观点还是在学生家长甚至部分领导干部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并非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只是在现实情况下，学校何种教学语言更有实用价值才是他们最关心和重视的问题。我们从学习动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动机是个体发动与维持其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存在着两种动机即工具性动机和综合性动机。

[1] p228 很显然，上述的普通民

众和家长都将双语教育中汉语的学习视为一种工具，由此来实现子女获得“铁饭碗”或“当干部”入仕的目标。确实，与汉族同学相比，学习汉语汉文化是少数民族同学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大重要砝码，由此他们的选择空间豁然开阔。而相比之下，彝语就是一个显得不那么厉害的“工具”。而社会阶层较高的民众，一般而言其文化程度和汉化程度也比较高，对于汉语习得程度而言他们比较“有恃无恐”，从而能够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学习彝语对于文化传承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在彝族中占人口少数的精英群体和其余占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对待彝汉双语教育的态度截然不同，从而构成了一组结构性的矛盾。

从根本上说，对待彝汉双语教育的态度形成了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作为双语教育的实施主体——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并未从根本上对双语教育产生与政策制定者一致的认同。在这一背景下，彝汉双语教育政策在现实的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发展受挫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双语教育实践的双重性：群体文化传承与个人前途发展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尽管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彝族双语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现实生活中，基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学习者个人前途发展成为了双语教育实践的最大利益追求。追根溯源，我们尝试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层面。1974 年，兰伯特提出了两个概念：肯定性双语教育和否定性双语教育。他认为：“共存于同一社会的两种语言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且社会地位也不相同，一种比另一种优越。即使教育系统同时重视两种语言，仍然倾向于促进更强的一种语言。”

[1] P227 而在现实情况中，国

家的语言教育平等政策并未能完全加以落实，在教育系统中并非对两种语言一视同仁。包括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内的民族教育也并非完全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规律进行，“一刀切”的现象在民族教育的很多个环节中依然存在。

其次是自下而上的民族心理层面。前文提到针对双语教育的态度民众可分为精英视角和庶民观点两类，因而在大多数普通民众中，双语教育的功利性动机占了上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国家整合、民族进步、文化传承、个人发展的统一与协调，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够认识到学习彝语彝文化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行为选择中却不能做到不遗余力地支持双语教育政策。正如 W.F.麦凯和M.西格恩提到的“一些人倡导把双语教育作为融合的手段，另一些人倡导把双语教育作为保护民族特点的手段，....然而一般地说，大多数双语教育的倡导者和管理者都支持‘保护主义’的观点，而大多数先行的教育计划都是货真价实的‘融合主义’”

[4] 。

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实践的“终端”在学校。

在系统的科学的有组织的教学活动中，学校应该设置和开发相关课程与教学内容，让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对本民族语言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认同和担当。在多元文化主义范式的研究者看来，双语教学只是一种形式，与这种形式相配的内容则是民族文化课程，二者结合才能实现真正富于民族特色的民族教育。

[5] 同时也要让

他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他们提供进入主流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阶梯和通道。滕星教授提出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6] 因此，该理论无疑是实现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传

承和个人前途发展有机统一的理论指南，有待在实践中加以真正落实。

结语

综上所述，在目标、认识和实践三个层面的双重性的交织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面临多重矛盾和张力。然而，矛盾总是对立统一的，它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进行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如何引导群众的观念发生真正转变、如何为彝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发掘更肥沃的土壤，从而使双语教育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为矛盾的双方寻求一个共生的结合点。总之，只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努力都同时进行并有效落实，我们就能够更加接近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滕星.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王鉴.民族教育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98[3]Zhenzhou Zhao (2010) China?s Ethnic Dilemma : EthnicMinority Education,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43:1,3-11

[4]W.F.麦凯，M.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79-80.

[5]向伟,钱民辉.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回顾:基于“中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 的 理 论 框 架 [J]. 民 族 教 育 研究,2017,28(02):16-22.

[6]哈经雄，滕星. 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580．

作者简介：刘倩（1994—），女，山西吕梁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学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2016 年度项目： “民汉双语教育规划论” （项目编号：HQ135-8）。